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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民国记忆:1890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(上)(图)  

2015-09-29 18:56:5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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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记忆:1890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(上)(图)

2015-09-22 06:03:23 来源: 南方都市报(深圳)
钱穆对中国的文化与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,他真正沉浸在中国文化里面。
钱穆对中国的文化与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,他真正沉浸在中国文化里面。

  傅国涌

  一

  189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,一百多年来对中国的影响之深远,今天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。当然,我们会想到1891年出生的胡适之先生,他的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之巨大,从一件事就可以作出判断,1950年代初毛泽东要发起一场旨在肃清其思想影响的运动,光是当时发表的批判文章就有几百万字。留在大陆的几乎稍有一些知名度的学者都写了批判文章,包括胡适的学生在内,因为不批就过不了关。三联书店当年出的一套批判胡适的思想资料就有八大本,但这八大本还没有把批判胡适的所有文章都涵盖在里面。在批判胡适的名单上不仅有很多我们熟知的左翼知识分子,还有很多中立的埋头于书斋中做学问的知识分子。当胡适听说大陆发起缺席清算他思想的运动时并没有生气,反而觉得很骄傲。他认为:看来自己种下的思想种子是有用的,因为还需要那么多人来批判。

  “1890后”(下面简称“90后”)这一代知识分子散布在各个领域,在教育领域对中国有深远影响的陶行知、竺可桢、叶圣陶等人都是“90后”。在乡村建设方面的梁漱溟、晏阳初、卢作孚是“90后”,卢作孚也是主要的实业家,在实业界还有像吴蕴初等“90后”。还有一类人今天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,得到读者的欢迎,就是安安静静在大学教书或在学术上有卓越贡献的人,比如钱穆、陈寅恪和吴宓等。无论是留学回来的吴、陈,还是中学都没有毕业的钱穆,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,都有非常强烈的中国情结,但同时他们又是开放,愿意放眼世界,包容、接纳人类久远文明中形成的那些基本价值。

  吴宓一生中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特别重要的学术著作,但他留下的一大摞日记,日复一日,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日记,无疑可以看作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,他一生所思所想都在那里面。吴宓日记填补了陈寅恪、叶公超等许多人不写日记留下的遗憾。如果我们想要知道陈寅恪当年留学美国时想了什么说了什么,陈寅恪那里没有留下什么记录,却可以在吴宓日记里找到,吴宓把陈寅恪随意说出的一些片言只语都记下来了。吴宓是一个有心人,他的日记写得很长,他当年在清华学堂求学时,辛亥革命发生了,他每天都详细记录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。那时他只是一个中学生,与他年龄相仿的“90后”,无论是毛泽东、白崇禧、张治中们,还是左舜生、吴宓、叶圣陶们,最多只能去当学生军,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,但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大舞台上,慢慢就要由他们“90后”一代来担任主演了。

  不说别的,真正在民国时代知识界和思想界造成重要影响的还是“90后”这批人,包括胡适、傅斯年、冯友兰、顾颉刚、陈寅恪、晏阳初、钱穆、梁漱溟这些人,左翼的郭沫若也是。当然,80后那一代的影响始终也是不容忽略的,鲁迅、张君劢、张东荪、梅贻琦他们。

  二

  如果要在20世纪中国找出三张面孔来代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,或者换一句话说给20世纪知识分子画三张脸谱,鲁迅可能是我们容易想到的—留着小胡子的矮个子鲁迅—那是一张很冷、很酷、很犀利的脸,另一张脸也许就是胡适,很阳光、很包容,似乎永远地微笑着。第三张脸可以是很严肃、很冷静、很认真的钱穆(自然也可以是早早失去了视力的陈寅恪的脸)。这三张脸大致上可以代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,他们都是“80后”和“90后”,“90后”的比重更大。

  年纪越大,对钱穆的书就会越有亲近感,他对中国的文化与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,温情与敬意的背后是他的学养,他是真正沉浸在中国文化里面,并且把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体悟表达出来的人。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,他对中国文化的判断,他对中国政制的褒扬即是我所不同意的,但他的态度是诚实的。“80后”鲁迅确乎深刻,冷冷的他几乎一眼洞穿了中国的症结,看到中国社会的不被鞭打就懒得动弹的巨大惰性,看到中国社会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无药可救。我们仍然活在鲁迅的意象里,鲁迅概括的那些意象无论是人血馒头,无论是围观的场景、看客的目光,仍然是今天我们在生活场景中常常遭遇的意象和场景。作为一位作家的鲁迅毫无怀疑是深刻的、独到的,他用几个词就能把整个中国的国民形象勾出来了。但是声称“一个都不宽恕”的鲁迅确乎不宽容,所以他也渐渐受到质疑,他的不足正是中国文化基因中的缺陷。我们更清晰地看到,光是有鲁迅的冷峻和深刻,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中国。

  我认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学者比钱穆对中国的历史、传统和文明有更深入、更确定和有诚意的把握。但是光是理解了中国,我们仍然理解不了今天这个时代、这个世界,所以需要有胡适,因为胡适提供的是一个更宽广的尺度,是面朝整个世界的目光和胸怀。他毕竟是从美国回来的,他在杜威那里接受了熏陶,他毕竟是在美国待了七年,从康奈尔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,他不仅在校园里接受教育,同时他也在美国的公共生活里浸泡过,参与过美国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,在美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都有很深的介入,对欧美文明包括其政治文化都有切身的体会,是从走进过那种生活里面去的人。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是真正能理解欧美文明或人类主流文明的人,鲁迅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欧美文明是比较隔膜的,他最多只是接触了一些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、俄罗斯的文学作品,以及德国的尼采等人的哲学,他没有广泛接触欧美文明的价值,尤其缺乏对这一谱系政治文明的真切理解。

  三

  今天我们来看“90后”那一代青年,他们在“五四”之后分道扬镳,无论是建立共产党的毛润之、张国焘、蔡和森们;还是参加国民党或者与国民党走得很近的段锡朋、罗家伦;或者是创立了中国青年党的国家主义派代表左舜生、曾琦、李璜,还是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,在思想、文学、学术、教育或实业、乡村建设等领域有建树的胡适、傅斯年、竺可桢、叶圣陶、晏阳初、卢作孚、梁漱溟这些人。其实,他们早年的人生中有一段经历是有交集的,这个交集就是发生在袁世凯称帝之后的中国。

  回到一百年前的1915年,袁世凯要回归帝制轨道的时代背景下,也正是他们的青春期,逐渐产生了未来人生选择的不同意向。他们中有很多人在1919年前后都参加了一个团体“少年中国学会”,这个学会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青年社团,可以说,从来没有一个社团像“少年中国学会”一样是星斗璀璨。这个社团现在保存下来的名单大概是126人,上面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批领袖和骨干,如李大钊、恽代英、毛泽东、蔡和森、邓中夏、张闻天、赵世炎、黄日葵、沈泽民、杨贤江、刘仁静、肖楚女这些人。另有一批后来在国民党内担任高官的人也在这个名单上,如程沧波、吴宝丰、沈怡、周佛海等。中国青年党的创始人如曾琦、李璜、左舜生、陈启天、余家菊、何鲁之等几乎都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和活跃分子。还有更多的人成了各个领域有所建树的人,如朱自清、宗白华、张申府、许德珩、王光祈、李劼人、田汉、吴俊升、杨钟健、康白情、方东美、周炳琳、舒新城等。他们或是作家、或是美学家、或是哲学家,或是音乐家,或是出版家,还有实业家如卢作孚。

 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李大钊也不过是1889年出生,大多数都是“90后”,有个别是1900年后出生的如程沧波、沈怡等。在1919年前后的中国,他们的人生选择是有相当的同一性的,他们都曾经怀抱过将中国建造成为少年中国的理想。可能那一代“90后”少年时代都是梁启超的读者,读过那篇风行过一个时代的《少年中国说》。换句话说,每个时代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每个时代的思想家型塑出来的。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就坦言少年时醉心于梁启超的文章。“90后”的许多想法都是从梁启超的话语里熏陶出来的。所以他们要建立一个社团也是想到“少年中国”这个说法。这个组织在1925年分裂出政治上的三条道路: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共产主义道路,中国青年党要追求的国家主义道路,还有一条道路是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。这三条道路在民国时代构成了主政治上的竞争关系,哪一条道路将来能走得通当时人们并不知道,这些年青的学生更不知道。

  中国人历来强调“三不朽”,就是“立言”、“立德”、“立功”。“立功”是很难的,尤其需要特殊的机遇。“立德”也很难,而相对而言“立言”极为容易。中国的读书人很少有机会在这三者之外获得不朽的机会,其实这是最重要的,放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来看,“立制”就是最重要的不朽渠道。中国罕有“立制”之人,自古以来也不鼓励人“立制”,因为那是帝王的事。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次“立制”,第一次是周公立制,定下了封建制,就是诸侯分封,管了中国将近1000年;第二次是嬴政立制,郡县制、中央集权制,管了中国两千余年,事实上一直影响到现在。今天我们依旧是以县为基本行政单位,中央集权制主导的治理模式。

  到了晚清,中国开始产生一批人想要在制度上有所创新,无论是维新派(后来发展为立宪派)还是革命派,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要想在古老的中国重新立制,无论叫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都有别于原来秦始皇定下的旧政制。梁启超、张謇、汤寿潜和孙中山、黄兴、宋教仁这些人都试图呼唤一个全新的制度。在中国自秦至清两千年间这样的人是非常罕见的。在我们的整个文化谱系里几乎是剔除了年轻人将来要立制的心志,整个教育、传统给你的教诲最多给让你朝着前面三个“立”,没有第四个“立”,因此你心里也不会这种意识。但是我们看到“90后”这一代中,许多人选择的道路都是追求在整个古老国家重新“立制”,无论是国家主义、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,都是为了要选择一种新的政治模式,一种新的政治制度。所以,这一代人的牺牲是惨烈的,很多人因为政治的原因被牺牲掉了。共产党创始人里边参加过“少年中国学会”最后幸存下来的就一个—毛润之,真正是高处不胜寒,只剩下了他一个人,其他人几乎都被淘汰和牺牲掉了。刘仁静、张国焘这些人被淘汰了,高君宇、蔡和森、恽代英等许多人牺牲了。牺牲的、退出的、淘汰的,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被清洗掉的占有很高的比例。相比之下国民党内的斗争虽也激烈,却没有那么严酷。国民党高层的竞争主要是在“1880后”这一批领袖们之间展开,汪精卫、蒋介石、宋教仁等都是“1880后”。

  当“90后”那一代告别舞台之后,我更在意的是那些在思想、学术、教育教育、出版、实业、乡村建设等不同领域默默努力耕耘的人,他们的思想、他们的著述、他们的文章、他们的事业、他们的故事最终会留下来,他们的精神遗产可能更长久,持续成为这个古老民族的祝福。


  “1880后”那一代在各领域的代表人物,包括鲁迅、张季鸾、胡政之、范旭东等人清一色都是留日学生。而“90后”这一代的代表人物就十分多样,他们中杜威的学生有好几个如陶行知、胡适(留美的),竺可桢是哈佛大学的气象学博士,罗隆基、金岳霖是哥伦比亚的政治学博士,冯友兰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,汤用彤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,晏阳初是耶鲁大学的,吴宓是哈佛大学的,王世杰是留英、法的,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、巴黎大学法学博士,傅斯年留学英国,陈寅恪则在欧美游学,并没拿学位。与他们不同,1893年出生的梁漱溟是顺天府中学堂的学生,与他同年的卢作孚只是小学毕业,是在中学做过数学老师,并编写过数学辅导读物。他的脑子特别清楚,是个经营企业的能人。“90后”这一代中的钱穆,是常州府中学堂吕思勉的学生,因为家境贫寒中学没有毕业就开始教小学。从小学教到中学,一直到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做教授。这不稀奇,在他之前梁漱溟就登上了北大讲台。那一代“90后”的知识构成确实差异很大,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大时代作出了不同的选择。(未完待续,敬请关注本周四历史版。)

  傅国涌,学者,著有《1949年: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》等,现居杭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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